她留下了那个被代孕客户“退单”的孩子

原标题:她留下了那个被代孕客户“退单”的孩子

回看吴川川作为代孕母亲这些年的经历,几乎将这个灰色地带的隐患显露无遗。她在非正规的场所接受了胚胎移植,以客户的身份建档备孕,因感染梅毒遭遇“退单”,当她坚持生下孩子后,又将出生证明卖给了别人。

但从另一个角度看,这又是一个关于母爱的故事。吴川川和代孕产下的孩子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血缘关系,她成为代母的初衷只是为了赚钱还债。但当她再一次经历十月怀胎,紧张、兴奋、期待,那些即将为人母时的情感重新被唤醒,吴川川渐渐把肚子里那个小生命视作了自己的孩子。

一位社会学者在谈及代孕行为时曾提到,那些伦理上的争议无法避免,代母被交付的是一个生命,孕育的过程会产生感情,甚至亲情,“孩子的父母该怎么去认定?”

这是一种看似极端化的担忧,但在吴川川的经历中,一步步走向了现实。

为了还债代孕

吴川川在上一段婚姻中有过一个孩子,离婚后,孩子跟了前夫。多年后,为了还债,吴川川又一次怀孕了。

2016年,43岁的吴川川还是一名“包工头”,因为工程队有人摔伤,需要赔偿,她背上了14万元外债。着急用钱的吴川川搜索加入了一个网贷群,不久就看到了一条“高薪招聘”信息:十天赚一万到十万,一年赚二十万。

为了筹钱,吴川川加了发消息的人,对方告诉她,“工作”地点在上海,年轻姑娘可以捐卵,卵子质量不好报酬一万,质量好报酬十万,年龄大的女人可以当代孕妈妈,报酬二十万。

吴川川没想到这个赚钱的门路是“怀孕”,她保持着警惕,但也没和介绍人断了联系。债务催得紧,吴川川开始盘算,真能拿到这二十万,不仅可以把债还清,还能剩下六七万开个小店,以后的日子也好过了。一个月后,介绍人又一次问她什么时候过来,吴川川回复:“你给我订票吧。” 

吴川川没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包括父母在内的任何人,她一个人到了上海,顺利通过了体检,项目包括各种传染病、遗传病的检查,只要有一项不合格,都会被淘汰。吴川川自己没有拿到体检报告,那是交给客户的“定心丸”。

吴川川一直没完全搞懂代孕是怎么回事,她只是机械地遵从着公司的安排,体检过后开始吃药、打针、检查子宫内膜、准备移植手术,“我也不想知道,通知我去我就去。”衣食住行也不用她来操心,公司安排代孕妈妈住在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,有专门的保姆负责全部事宜。

体检后第七天,吴川川被告知子宫内膜厚度0.8,达到移植标准,第二天准备手术。吴川川记得,手术地点在一栋临街的写字楼里,大概十几层高,没有标志性的招牌,带她过去的是老板的弟弟,在一楼的时候,他要求吴川川把包括手机在内的所有随身物品,都放到了储物柜里。 

上楼之后,终于有了些医疗机构的感觉,吴川川看见在一大片休息区域里散落着二三十个女人,有的捧着水杯正在憋尿,有的正等待进入手术室,还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从眼前走过,看不出是不是正规医生。吴川川完成了术前检查,结果显示有一个肌瘤,老板弟弟打电话到公司问怎么办,老板说:“没事不影响,做吧。”

因为没有任何麻醉,吴川川清楚听到三个“医生”在手术台前讨论“有个肌瘤,不知道能不能成功”,其中一个“医生”边说边拿起一根软管,把由客户的精子和捐卵人的卵子结合而成的胚胎吸住,通过阴道放到了她的子宫里,一共放了三个。回忆起那一刻,吴川川说没有任何感觉,不光是身体上的无痛,心理上也是,“没觉得突然当了妈妈,唯一的想法就是一切顺利。”

不到十分钟手术就做完了,按照“医生”的嘱咐,吴川川需要先在休息室观察一个小时,然后回家静养七天,期间尽量减少活动。她听同住的代孕妈妈说,连喷嚏都要忍住,要是打出来,胚胎就可能滑落,这算是代孕的第二道坎。

吴川川开始变得小心翼翼,除了吃饭上厕所,其余时间都躺在床上,澡也不洗,听说侧躺不利于胚胎着床,她就一天到晚板板正正躺着不动。术后第七天,她拿验孕棒检测,眼前出现了两道杠,第十四天,保姆带她去医院抽血检查,结果显示“怀孕”。

被“退单”的孩子

吴川川20万的代孕酬劳并非一次性付清。按照公司规定,其中15万是随着手术、建档分期递增支付,每个月还有2000元的“固定工资”,剩下的部分作为医疗和生活补贴、生产费用,到后期才会支付。

怀孕一个月的时候,吴川川出过一次血,她怕会流产,摸着肚子说:“你努力就可以来到这个可爱的世界,我努力就能摆脱我的困境,一起努力。”

好像和肚子里的小生命定了一个“契约”,吴川川希望她能顺利降生,这样自己也能顺利拿到报酬。那时还没有明显的胎动,也看不到隆起的肚子,但吴川川好像感觉到,那个小生命回应了自己。

怀孕三个多月后,吴川川用客户妻子的身份在医院建档成功,那之后不久的一次常规检查,她被查出染了梅毒,如今对许多时间节点记忆模糊的她,依旧记得那天是2016年11月6号,结果出来之后,保姆马上告诉了公司,同时向医院申请了阻断针。

因为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、母婴、血液等方式传播,吴川川觉得难以启齿,但她坚持自己没有不检点的行为,她反复琢磨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,“一开始我肯定是健康的,公司和客户也都看了体检报告,要是有问题他们能同意我做手术吗?”她觉得要么就是移植手术的环境不干净,要么就是被送入身体的胚胎有问题。

公司嘱咐她暂时不要告诉客户,等他们想到解决办法再说,吴川川答应了。但她没想到,检查出梅毒不久,客户吕洋从内蒙古通辽市来医院看她,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,儿子因病去世,夫妻俩不再有生育能力,才花了七十万找代孕。吕洋给吴川川买了很多牛肉干,还要包个红包给她。看着眼前这个男人,吴川川心里不是滋味,觉得这家人太不容易了,有些话就涌到了嘴边,“老板跟你说啥了吗?最近的事情? 

突然的话题转换让吕洋有点懵,摇了摇头。当天晚上,吴川川在微信上告诉吕洋“孩子有点问题”,他回了几个问号,吴川川紧接着说:“我身体原本很健康,但是现在检查出来有梅毒,医生说生下来的孩子可能不会有事,但我也不确定,这个主意还得你们自己拿。我不能继续骗你,但你也不要说是我说的。”一大段消息发过去之后,吕洋的回复中有了犹豫。

通过阻断治疗,怀孕五个月的时候,吴川川恢复了健康。也是在这时,她接到了吕洋的电话,让她做引产手术,这个代孕的孩子,他们不要了。

当天,吴川川一宿没睡,生还是不生,两个念头在她脑袋里打架,她说自己是个有些迷信的人,觉得这总归是条生命,“我害怕杀死一个健康的孩子,又担心生下一个不健康的孩子。”

快天亮的时候,吴川川决定不管生不生,都先要离开上海,她怕公司会带她去引产,一走了之,至少能给自己争取些考虑的时间。吴川川收拾好行李,离开了住地,她说那时只从公司拿到了一万五的首期佣金和部分“固定工资”,她靠代孕还债的念头就此落空。

对于上面这些经历,吴川川能提供的佐证已经不多,她和那家代孕公司中断了联系,她能拿出的证明文件,只有一份在上海以别人身份进行的产前检查。

“她是我的孩子”

2016年年底,回了成都的吴川川还是总往医院跑,虽然梅毒已经治好了,她总担心留下什么隐患。看着眼前这个挺着肚子的女人,见过吴川川的医生都只当这是个担心自己和孩子健康的高龄产妇,他们给出的回应多是正面的,母亲恢复健康之后,孩子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可能会染病。

听到吴川川在犹豫要不要流掉孩子,一个老医生提高了声调说:“你疯了吗?月份那么大了,而且孩子那么健康,你已经做过阻断治疗了,你是健康的。”

肚子里的“回应”也越来越多,吴川川总能感觉到孩子在往胸口的方向蹬,蹬的痛了,她就摸摸肚子说:“幺儿你蹬的妈妈很痛”,孩子好像听懂了似的,慢慢往回缩。吴川川变得有些神经质,如果哪天没感觉到胎动,她会害怕,“怎么不动呢,会不会出问题了,我就喊她快动一动,妈妈担心了。”

紧张、兴奋、期待,因肚子里那个小生命而来的感受越来越多,吴川川那些初为人母时的记忆被唤醒了。她越来越觉得,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自己的。

吴川川越来越倾向于把孩子生下来,她加入了一个QQ群,里面都是染过梅毒的母亲,隔几天就会有人在群里说孩子要去检查了,健康与否就看这次结果。每次看到这样的消息,吴川川都跟着揪心,隔一会儿就问“结果出来了吗?”看到家长晒出健康的检查结果,吴川川才放心,“替他们高兴”,同时也会摸摸自己的肚子,跟孩子说:“等你出来,妈妈会保护你。”

怀孕九个月的时候,因为没钱花,吴川川去家政市场找工作,一个保姆看她挺着大肚子不容易,要给她介绍一个对象。来的人是张超,离过婚,因为个子矮,找对象有些困难。见面的时候,吴川川将过往的经历以及孩子的来历和盘托出,张超没有半点介意,按他的说法,他因为身体原因很难生育,家里两个哥哥也没有后代,全家人都想有个孩子。

之后,张超把吴川川接回家里照顾,还准备好了小孩衣服、尿不湿、奶粉。张超对于这个孩子的在乎远超过吴川川的预期,他甚至想到了如果两个人最后没能在一起,吴川川养不起孩子,可能会送给别人。他跟吴川川说:“不能背叛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,你不会连孩子都背叛吧。”听了这话,吴川川心里不是滋味儿,为自己曾有把孩子送人的念头惭愧,“是个人都懂的道理,我也得懂。”

在吴川川提供的证明文件中,生产时的入院手续和后来孩子的疫苗接种本上,母亲一栏都写着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。按照吴川川的解释,那时她和张超还没结婚,不想让张超负担生产的费用,但她自己也没钱,就把孩子的出生证明卖给了别人。

吴川川说,她身边有人卖过出生证明,之后“托关系”给孩子上了户口,她以为这很好实现,就学着在上海代孕时的办法,在办理入院手续时填上了买家的名字。北青深一度记者尝试就此事向吴川川生产的医院核实,宣传科工作人员表示,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此事,其他情况涉及个人隐私不便透露。

2017年4月,生产时吴川川打了全麻,第三天身体才恢复,马上就去看了保温箱里的女儿,孩子刚喝完奶,嘴巴周围留着一圈白色奶沫,看到吴川川的时候一下笑起来,肉嘟嘟的脸上两个酒窝。吴川川说,从看见孩子第一眼时,就只有一个想法,要给她幸福。

做错了太多

女儿出生之后,吴川川和张超结了婚,张超把工资都花在母女身上,每天进门都提着吃穿玩具,从不会空着手回来。吴川川觉得,以后的生活终于有了托付。

可给女儿上户口的事儿遇到了麻烦,夫妻俩去户籍大厅咨询,如果没有出生证明,就必须提交亲子鉴定,才能办理户口。他们和女儿都没有血缘关系,这是肯定拿不出的东西,“托关系”这事,也没吴川川想的那么简单。

吴川川越来越意识到,卖掉女儿的出生证明是个多大的错误,她开始尝试用更多的“错误”进行弥补。吴川川说,过去几年,家里为了解决女儿的户口已经花了快九万块钱,大多遭遇的是骗局,有几次买到了假的出生证,还有几次交定金后就没了音信。

2020年8月份,吴川川找到一家声称可以伪造亲子鉴定的公司,对方开价两万二,吴川川一家人只能拿出一万九,半个月之后,吴川川从信用卡透支了三千块钱,找过去的时候公司已经被警方查处,“后悔惨了”。

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,吴川川这样形容自己的心态,有时候明明知道不可信,但就是愿意相信。“因为总被骗,家人也会埋怨,毕竟花了那么多钱都没办成事。”最近一两年,张超常跟吴川川说这是他最后一次拿钱,但再遇上他们觉得靠谱的渠道或公司,张超的“最后”又会加上一次。

除此之外,吴川川还写过市长信箱,工作人员打电话过来核实,听了吴川川的讲述都觉得是个“故事”。走投无路时,吴川川想起了代孕时“退单”的客户吕洋,想去找找他帮忙,给女儿出具一份亲子鉴定,或是接济些“找门路”的钱。

2020年12月份,吴川川在内蒙古通辽找到了吕洋,见面才知道,他们夫妻通过代孕已经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。吴川川给他们看了很多女儿的照片,吕洋来来回回翻了好几遍,还拿手机拍了下来,边拍边说“挺不错”,吴川川看得出来他心软了,连忙说明来意。在媒体报道中,吕洋承认了当年找吴川川代孕的事实,但对于是否帮助孩子上户口或是提供物质帮助,并没有达成一致。

吴川川找到新闻媒体,讲出了这些年的经历和困境,她知道自己做错了很多事,代孕是错的,卖出生证明也是错的,她做好了被“千夫所指”的准备,但各种质疑的声音还是比她想象中更汹涌些,“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,我真的没办法,不然谁愿意这样?好像把衣服脱光,扒开伤口给大家看,没人关心你痛不痛,更多人只会往伤口上撒盐。”

“我喜欢妈妈”

吴川川后悔从代孕开始做过的很多事情,唯独不后悔女儿可可的出现。 

可可跟家里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血缘关系,却享受着来自每个人最纯粹的爱护。家里人都喜欢叫她“丑妹”,按成都当地的习俗,越说丑,孩子长得越好。“爷爷总是说我太丑”,可可拉住吴川川,撅着小嘴抱怨,说完看向沙发上端坐的爷爷,发现他也正看着自己,脸上马上咧开两个酒窝,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

奶奶总是给可可扎三个辫子,再留出后脑勺最底下一层头发,盖在脖子上,老人觉得这样能够保护脖子不受寒。“我们自己再穷都没有亏待她”,吴川川一边说,一边很骄傲地指着屋里两百多一罐的中档奶粉,女儿小时候用过的进口尿不湿,还有数不清的玩具。

“我想学一下”是可可最常说的话,看到电视上播放的儿童益智课、点读笔,看到玩具店里的儿童车、儿童钢琴,她都爱撒娇似的说出这句“我想学一下”。不出一两天,这些东西便会出现在家里,再过些日子,等可可玩腻了,大部分玩具和课程的归宿都是阳台的杂物堆里,像每个被宠爱的孩子一样,到那时可可总会再说上一句:“我学不来嘛”。

可可喜欢跳舞,只要听到音乐就会举起小手转圈,脑袋摇来摇去,连着两三首歌曲也没有停下的意思,吴川川问她要不要歇一会儿,她连着摇头拒绝。在张超的短视频账号里,百分之九十都是可可的跳舞视频,从一岁到三岁,从夏天到冬天,每段视频几乎都是同一套动作,但在吴川川和张超觉得,每个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。

随着代孕的经历见诸报端,不止有蜂拥而至的媒体,当地派出所也把吴川川找去配合调查,她开始变得焦虑,怕事情闹大了惹恼客户,会带走女儿,也懊悔连累了当年买出生证的那对夫妇,“现在,我们只能为各自的错误负责。”

在法律界人士看来,代孕本就是被法律禁止的行为,在这一前提下降生的可可,面临着包括户口在内的一系列问题,如果出生证明无法补办,通过亲子鉴定的方式,孩子有可能落户在血亲的名下,但之后即使血亲放弃抚养权,也不意味着吴川川一定能够得到抚养可可的资格。

吴川川越来越不确定,她和女儿的路会走向哪里。最近她开始频繁的问起可可:“你喜欢妈妈吗?”可可每次都会用力点点头,看见吴川川哭了,就跑过去扑到她的怀里,扬起小脸,在她耳边蹭蹭。吴川川这时才又露出笑容,念叨着:“幺儿真乖,有了户口就能上学啦,还能学跳舞、学唱歌。”

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文/北青-北京头条记者 郭慧敏

责任编辑:郑亚鹏 SN23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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